5月15日，《文学遗产》刊发我司黎思文老师的文章《〈文选〉李善注与唐初“汉书学”》。

唐初同时盛行的“文选学”和“汉书学”乃流与源之关系，此点可在《文选》李善注中得到印证。在注释路径上，李善继承《汉书》音义和辨惑的方法，并创造性地将征引的训诂体式大量运用于《文选注》；在引书义例上，李善以“别称善曰”来区判旧注和自注，但又并未严循注例，而在用《汉书》颜师古注时“竟漏本名”。在对颜注的具名征引和违例袭用中，李善进行了从释事忘义到事义兼释的自我完善。从步趋“汉书学”和引用具有王朝史学特性的《汉书》中，可以见出李善服务主流意识形态的自觉以及政治对学术的渗透。

首先，李善的学养根柢在于音义之学，李善注的辨惑与“汉书学”决疑宛若符契。在步骤“汉书学”的音义和辨惑中，李善往往引《汉书》注以注《文选》，以“汉书学”之眼观《文选》，实现了两种学术的融会贯通。在绝大多数情况下，李善注所引合于统一的义例；偶然轶出注例的情形，值得引起我们的注意。

其次，根据“别称善曰”注例，《羽猎赋》李善注引《汉书》颜注却未标颜师古之名。李善征引隋唐文献，以《汉书》颜师古注为最。《文选》诸本留存的《汉书》颜师古注有所差异，经比对校勘、删重存异，共得五十二条。同时，李善注还存在袭用颜师古注的情况。其一，李善完全照搬颜师古注，通常径直删除“师古曰”。其二，李善以颜师古注为基础，根据注释体例进行增补、删削、改写，形成与颜注内容基本一致、形式十分接近的李注：一是精准置换，统一体例；二是推流溯源，核校引文；三是割裂颜注，分属辞句；四是删削繁芜，取其要旨。

再次，李善注、引《汉书》的生成机制和思理维度与当时的政治气氛和学术生态关系匪浅。从学术传统和学术背景来看，音义有效解决了《汉书》难读如汉大赋的“字林”问题，故而李善的辨字明义广用“旧注是者”。而从注书表现和引书模式来看，尽管始终立足于《文选》的文学本位来阐释故实，但李善会适时诠注班固的宣汉旨趣，通过引证《汉书》文本隐微地寄寓政治原则。一方面，李善的补注往往是在“汉书学”视阈下的“会理合时”之见；另一方面，李善引《汉书》的数量和结构透露出皇朝史学对“文选学”的渗透。

《文选》李善注对唐初“汉书学”的接受，是政治需求和学术新变合力作用的结果，代表了“文选学”与“汉书学”融合的学术高度。一方面，李善通过精详的引书为证，揭示作者的创作机制，全方位反映了梁代以前有关《汉书》的阅读状况和从魏晋到唐初的“汉书学”繁盛之势。另一方面，李善通过隐微的引书，寄寓中央集权的朝廷对王朝史学的期待，反映从锐意经籍到薄儒重文的文化新政。随着经史总结的基本完成，唐高宗时代的文学和学术环境催生新的文化生命，虽然尚未出现肇启唐音的诗人、诗派或诗风，但是统一南北文学思想的努力初见成效。而学术领域的李善注，远绍《左传》散其凡于注中，近本《汉书》音义辨惑之学，具存各篇“旧注是者”，以成熟的征引式训诂范式昭示集部地位的重要改变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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